五大道在天津市中心城区，是一个以由南向北并列着的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这五条道路为主的一个街区的统称。以“马睦大常重”为主的这个街区，是迄今为止天津保留得最为完整的洋楼建筑群[1]，天津人把它称作“五大道”。

五大道地区拥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具有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建筑面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其中最具典型的300余幢风貌建筑中，英式建筑89所、意式建筑41所、法式建筑6所、德式建筑4所、西班牙式建筑3所，还有众多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古典主义建筑、折衷主义建筑、巴洛克式建筑、庭院式建筑以及中西合璧式建筑等，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苑”。

2011年，五大道被天津市规划局确定为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

「寻找羊城的编年史」（广州）

金穗飘香，花香满城。

在遥远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离开生活了十年的那座狭小城市，怀揣好奇而激荡的心情踏上另一座城市的土地。那里，就是中国一线大城市，广州。

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加上那时年纪尚幼，我已记不清楚那次广州之行的太多细节，记忆里只留着对于那架螺旋桨小飞机的新奇，对于五颜六色编织袋蜂拥汇聚的广州火车站的愕然，对于几乎可以吞掉舌头的广东早茶的赞叹，对于充满有趣动物的广州野生动物园的感慨。

后来，随着父母定居深圳，去广州的机会变得多不胜数，甚至变成一种负担。那座城市迷宫一般的道路让老司机都要晕头转向，不小心走错一个路口，一个多小时都绕不回来。

如今深圳去广州，从深圳北到广州南也就半个小时的事。但疫情肆虐，虽说广州当地政策开放了，但是依旧不太敢去。

上下五千年，悠悠金穗香。至此，我便从以往的广州旅途中为羊城写下一篇编年史，权当我对于这座城市的纪念吧。待到明年春暖花开时，再去好好叹叹广州的早茶~

广东省博物馆，贯穿五千年。

广州，简称穗，别称羊城、花城，古称任嚣城、楚庭、番禺，现广东省省会，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东江、西江、北江交汇处，珠江三角洲北缘，濒临中国南海。

据载，周代时称为“百粤”或“ 南海 ”。秦始皇33年，即公元前214年，嬴政将整个岭南划入了秦朝的版图，设置南海、象郡和桂林三郡，其中南海郡的郡治为番禺，大致位置就是现在的广州所在。

南海郡的首任郡守叫作任嚣，故广州城当年又被称为“任嚣城”，这是历史上广州首次被划为明确的行政建置，也是广州作为一座真正城市的起点。

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最直接和最靠谱的方式就是去当地的博物馆盘桓一个下午，广州当然也不能例外。于是，广东省博物馆就成了必须要去造访的所在。

如今的广东省博物馆位于绝对中心位置的珠江新城，与小蛮腰广州塔隔着珠江遥遥相望，紧邻广东省图书馆和大剧院，形成完整体系的文化艺术建筑群。

广东省博物馆的常设展馆有广东历史文化陈列、广东自然资源展览、历代陶瓷展览、潮州木雕艺术展览和端砚艺术展览，临时展馆又有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和宋元以来绘画精品展览。其中“万历年代的海贸传奇”主要展示“南海1号”和“万历号”两艘沉船打捞上来的文物。

明朝自隆庆年间开始的海禁虽然严苛，民间自发的海上贸易反而呈现出一种过度繁荣，丝绸、陶瓷、茶叶等等奢侈消费品一船又一船地运到欧洲，换来大量的金银货币，那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顺差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

已经不记得广东省博物馆里究竟有没有其他博物馆一贯要有的古人类化石，即使有，我也不能把照片发在游记里，否则就不是贯穿五千年而是贯穿一百多万年了。

南越王墓博物馆，公元前约122年。

南越王墓是西汉初期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眜的陵墓，是一座风格鲜明的西汉时期石室墓，凿山为藏，采用竖八凿洞的方法构筑而成，墓室剖面呈"干"字形，建筑面积约一百平方米。南越王墓的墓室按照"前朝后寝"规格布局，共分七间，前部三室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四室为主棺室、东西侧室及后藏室。墓内随葬品丰富，品类繁多，出土金银器、铜器、铁器、陶器、玉器、琉璃器、漆木器、竹器等遗物一千余件，其中尤以"文帝行玺"金印和"丝缕玉衣"最具考古价值。

天下的古墓并不都是机关埋伏和浩瀚地宫，作为走过茂陵乾陵孝陵十三陵清北陵清东陵清西陵的资深人士，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其实绝大部分帝王陵寝还是蛮单调和无聊的，封建时期的帝王将相有他们必须遵守的礼制，地宫怎么分布，主椁怎么安置，都是按照祖宗规制和风水习惯安排的，所以那些有经验的盗墓贼才能“寻龙定位”，洛阳铲下去直接打到墓主人脸面前。那些带着黑驴蹄子去十三陵旅游的朋友，还是回去听你的南派三叔天下霸唱讲故事吧。

新石器时代，墓葬形式其实就是挖个坑埋了这么简单，普遍都是长方形的浅坑，巫师酋长也不例外。到了商周时期，无非坑挖得深了些，加了个封土，由于墓坑深了所以要加一条或几条墓道。

周去秦来，始皇帝携吞并六国一统天下的气势，聚全国之力修建陵寝，就连陵寝的外围戍卫部队“兵马俑”都能成为世界第七大奇迹，真正的地宫更是难以想象，可毕竟只是孤例，而到了秦二世胡亥，便是凄惨横死于宦官之手，仅以庶人仪制下葬，无需赘述。

到了两汉时期，也就是咱们这个篇幅的主人公赵昧生活的年代，由于礼仪制度趋于大一统，墓葬形式也变得统一起来，虽然地宫结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墓室划分越来越精细，不同墓室具备不同的功能，砖石结构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黄肠题凑”陆续出现，精美壁画也成为帝王将相陵寝墓葬的主旋律。

魏晋南北朝的墓葬基本沿袭汉制，不过由于长年战乱，经济凋敝，贵族也无法支撑建造陵寝的巨额费用，故这个时期的墓葬大多显得平民化。

唐宋时期的墓葬仍然没有偏离汉代建立的墓葬仪制，稍微有些区别的是唐代墓葬开始在墓道中增加天井，两壁设龛，比如距离乾陵不远的懿德太子墓，就设有七个天井和八个壁龛，从天井和壁龛的数量就可以看出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

明朝到清朝是中国封建帝王制度发展到极致的五个多世纪，这个时期中国人对礼仪的执着已经到了极致，墓葬形制大都从明孝陵这一个模子里倒出来，墓主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地宫建得极度奢华，把平生收集的宝贝都带到地下去陪自己那一副枯骨而已。

光孝寺，始建于约公元233年。

据《光孝寺志》记载，光孝寺前身初为公元前二世纪南越王赵建德之故宅。东汉三国时期，吴国虞翻谪居于此，辟为苑囿，世称虞苑。公元233年，虞翻卒殁之后，家人舍宅作寺，算是光孝寺的真正起源。

李白曾有诗云“地远虞翻老，秋深宋玉悲”，说的就是虞翻其人性情疏直，多次犯颜谏争，且不善于协俗，屡屡触怒孙权，而被贬谪到蛮荒烟瘴之地，最终死于遥远的交州。东汉时的交州，指的就是现在的两广和越南中北部，治所设在番禺即广州一带，而光孝寺旧址便是虞翻在交州时的居所。

光孝寺初名制止寺，东晋隆安五年改称五园寺，唐代称乾明法性寺，五代南汉时称乾亨寺，北宋时称万寿禅寺，南宋时称报恩广孝寺，不久后改广字为光字，才得名“光孝寺”，并沿用至今。

除了寺院的起源之外，光孝寺还有一个值得特别书写之处，就是这里是六祖慧能剃度出家的地方。著名的“风幡论辩”之后，印宗法师在光孝寺为慧能剃度，将剃落的头发埋在菩提树下，并建塔纪念，是为“瘗发塔”。

六祖圆寂后，留下肉身逾千年而不腐，至今仍保存在曲江曹溪的南华寺内，这在闷热潮湿的岭南地区建筑不可想象，佛法真是无比神奇。历经1300年沧桑岁月的六祖法身，没有毁于战火，没有毁于灾害，即使最凶残的强盗和军阀也不敢在六祖座下放肆。

如今，六祖慧能最有名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雕刻在六祖故乡新兴国恩寺的山门之外，供后人凭吊缅怀。

白云山，葛洪炼丹白云间。

说实话，白云山仅就景色而言，绝对够不上如今AAAAA级景区的身份，甚至还不如其他名声不彰的小众景区，可是实在架不住此山位置太好，南来北往经过广州的文人墨客都要到这里登高赏景，作文赋诗，故此留下了数不胜数的人文积淀，给这座并不高险的城郊小山加了许多分数。

虽然白云山据说曾经发现了史前文化的黄婆洞遗址，又有先秦高人郑安期在这里飞升成仙，但是真正让白云山名声大振的还是东晋那位活久见的活神仙葛洪，据说这位老先生主动放弃首都户口，自愿跑到岭南山区支援建设，顺便采集丹砂炼个丹啥的，而白云山正是他主要的炼丹场所。而且还在这里著有《抱朴子》这部奇书。

尽管罗浮山对上面这种说法不屑一顾，葛洪明明一贯是在罗浮山搞科学研究，白云山等等都是牵强附会的浮云，不过本着写一篇爱一篇的原则，我还是决定采信白云山的单方面说法。

登上白云山巅，眺望广州城，这才发现原来广州的污染也已到了如此地步，明明是一个热死人的大晴天，却怎么也看不清山下城市的面貌。

六榕寺，始建于公元420年。

公元420年南朝宋代时，六榕寺始建，初名“宝庄严寺”。公元537年，即南朝梁大同三年，昙裕法师从扶南请得佛陀舍利回广州，在宝庄严寺大殿前修建舍利塔，是为“敕赐宝庄严寺舍利塔”。公元675年唐高宗上元二年，王勃在南赴交趾探父途中经过广州，写下三千余字碑记《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公元917年，南海王刘龚在广州称帝，史称南汉，宝庄严寺改名为长寿寺。公元971年北宋开宝四年，南汉灭亡，长寿寺及舍利塔均毁于大火，从此湮没一百多年。公元988年北宋端拱元年，重修寺院，改名为“净慧寺”，当时寺内植有六棵古榕，故民间始有“六榕寺”之称。公元1100年北宋元符三年，苏轼由海南贬谪之地北归，路经广州见寺内六株榕树绿荫如盖、盘根错节、气势不凡，即欣然书下“六榕”二字。公元1411年明永乐九年，净慧寺重修，寺僧将苏东坡遗墨“六榕”二字，刻造一木匾悬挂于寺门之上，自此净慧寺又称“六榕寺”，舍利塔称六榕塔。

从公园前地铁站出来，沿着热闹的骑楼老街走上一段，再拐进稍显僻静的六榕路，不一会儿便可到达千年古刹六榕寺前。与这座寺院的鼎鼎大名比起来，山门倒是显得朴素又简单。寺内还能找到几棵气根低垂的榕树，不过看起来年岁都不久远，应该不是苏轼当年看到的那几棵古榕。

六榕寺内的舍利塔屡经修废，元至正十八年重修的舍利塔于1915年再次因地震损毁，1931年再次修缮，并以水泥加固塔身。六榕寺舍利塔高57米，八角九级，里面十七层，外形华丽壮观，檐角都悬挂吊钟，整座塔身好像是花朵叠成的一根花柱，塔顶好似长在最高一朵花上的花蕊心，故又被称作“花塔”。

六榕寺内游人很少，基本都是白发苍苍的香客信众，免费领取佛前三柱香，自愿施舍，在这里烧香礼佛闲逛发呆甚是幽静。不知不觉，便已呆到日头偏西，在漫天的红霞中缓缓步出寺门，外面的喧嚣一下子就将我包围起来，看来我还是更适合在世俗中打滚啊。

上下九，西来初地。

上下九步行街地处广州市西关的上九路、下九路和第十甫路之间，是广州城传统的繁荣商业中心之一。早在遥远的六世纪，这一带就已是商业聚集区，印度高僧达摩在此登岸传教，因而得名"西来初地"。

南海神庙，始建于公元594年。

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创建于隋开皇十四年，即公元594年。南海神庙是中国古代东南西北四大海神庙中唯一留存下来的建筑遗物，既是当年祭祀海神的场所，也是海上丝绸贸易在广州一带发源的重要史迹。

除了“波罗诞”这种庙会节日，像南海神庙这种地方几乎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南海神庙门口，我就是那仅有的一只小麻雀。

南海神庙外立着“海不扬波”的石牌坊。根据《尚书大传》的记载，海不扬波比喻圣人出世，天下太平，大致指的应该是周公辅佐成王那个时候的典故。而把“海不扬波”放在海神庙门外，除了盼望天下太平之外，祈求风调雨顺、海波不兴、平安出海归来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吧。

唐代时候，海神庙还是香火旺盛的所在，凡是出海讨生活的船工或是商人都要到这里拜一拜码头，可到了宋代以后，另一位智慧与美貌的化身，慈悲与善良的大能横空出世，迅速取代了海神的神格。时至今日，这位神仙的道场或是神龛遍布华人世界，不消说，她就是尊敬的妈祖娘娘，而原先的海神大人早就没了声息，道场也变成被人遗忘的残垣断壁。此消彼长，信仰更迭，原来神仙世界的竞争也如此惨烈而残酷。

北京路步行街，双门底下话沧桑。

一贯不爱逛街的本人来到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看见钢化玻璃罩下陈设着宋代以后的道路遗迹，我才发现原来这条有着北京路名字的普通商业街居然还有如此厚重而沧桑的历史。

当年，宋朝大军于公元970年攻灭南汉后，拆除广州南城墙，将城市扩展至珠江边。到了南宋淳祐四年，在此修建双门楼，从此北京路中段就被当地百姓称作“双门底”，并逐渐成为繁华的商业区。清代时，今北京路由北至南依次为承宣直街、双门底、雄镇直街、永清街，以卖书坊、古董市和花市最为著名。到了民国九年，广州开城拓路，又将此路改名为“永汉路”。

期间，为了表示广州人民拥护党中央的美好寓意，北京路这个名字终于粉墨登场，并一直沿用至今。不过你要是跟一些本地老人聊天，就会发现他们仍然固执称呼这条路为“双门底”，不管手拿红宝书的造反派如何威武霸道，气势凌人，却总是不能改变人们心底那点最深沉的东西，这既是沧桑岁月的积淀，也是野蛮岁月里人性的抗争。

北京路的骑楼算不得真正意义的老街，到此闲逛的也基本都是外地游客，本地人基本躲着走，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来凑热闹，而我每次在饭点路过这里，也只会去街口的海底捞吃饱走人，不作停留。如今的北京路演变为到此一游的拥挤景点，就像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一个样子。

沙面，浮光掠影。

沙面，曾称拾翠洲，原是由珠江水冲积而成的沙洲，故名“沙面”。咸丰十一年，沙面被辟为英法租界。清政府还得费钱出人工挖出一条四十米宽，一千二百米长的小涌，把沙面跟陆地分隔开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租界地。

与国内其他主打殖民时期建筑群特色的地方比起来，譬如上海外滩、青岛八大关、天津五大街和厦门鼓浪屿，沙面仅仅0.3平方公里的占地面积就显得过于袖珍了。很多空间感不是太好的小朋友可能搞不明白这个0.3平方公里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其实大概也就是四十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就在几十个足球场这么大的小岛上，密集分布着150余座欧式建筑，新巴洛克式、仿哥特式、券廊式、新古典式和中西合璧风格，都能找到对应的地标。

作为一个紧挨着广州生活了十几年的人来说，第一次听说沙面居然是在广西龙脊梯田的一间客栈里，也不知是我自己太孤陋寡闻，还是沙面太过于低调。客栈老板曾在广州生活多年，又喜欢摄影，故留下了很多关于广州的照片，就这么随随便便挂在过道里，供住店客人上楼下楼时看上几眼。其中，有几幅清晨沙面的风景尤其精致，每次路过，我都要停下来欣赏一会儿，然后告诉自己，回去后第一时间就要扛着照相机过去一趟。

然后，真的选择了一个阳光温暖的工作日上午，从地铁黄沙站出来，过桥便是游人寥寥的沙面，就连传说中成群结队的婚纱大军也一概不见踪影，就像土豪包场一般，这就是避开节假日出行的最大好处。

在沙面的树荫古屋间游荡，斑驳的光影投在墙壁上，随着沁人的清风又要微微起舞。这些古老的建筑除了铭刻着历史外，还自然散发着一种闲散到骨子里的味道，让人不由自主就放慢了脚步。

几间咖啡屋或是酒吧早早就开了店门，虽然没有客人上门，但是并不妨碍店家就坐在那里，看着日头从东走到西，感受着风吹过来又吹回去，就这么随随便便打发掉一天的时光。反正，明天还有很多。

石室圣心大教堂。

当我随着熙熙攘攘的游人走入石室圣心大教堂，可以看到一句很醒目的来自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的经文:“凡负担重和劳苦的人们，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你们得到安息。”真正有生命力的宗教，其经文都是在平和的语言中让人感受到心灵的巨大震撼，明明只是一句朴实无华的语言，却充满了仁慈和博爱。

石室圣心大教堂于1863年6月18日圣心瞻礼日正式举行奠基典礼，故命名“圣心大教堂”，历时25年建成。同时，石室圣心大教堂也是全球四座全石结构哥特式教堂建筑之一，另外三座分别是法国的巴黎圣母院、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由于这座宏伟教堂的全部墙壁和柱子都是用花岗岩石砌造而成，所以又被称之为“石室耶稣圣心堂”或“石室天主教堂”。

当我站在耶稣受难像前，耳边传来管风琴的奏鸣，不知何处传来好听的唱诗声。在那一刻，我的内心是宁静的。

余荫山房，中式园林的挽歌。

余荫山房，作为中式园林的最后代表作，几乎与石室圣心大教堂同时开始建造，始建于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历时整整五年，于同治八年（1869年）竣工。

中国造园艺术之集大成，始于明，理论代表作是计成著的《园冶》，成于清，理论代表作是李渔著的《一家言》。

清朝，尤其以晚清为甚，全国各地的私家园林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相对战乱不断的江南和中原，政治经济更加稳定的岭南地区更是出现了空前绝后的造园高潮。余荫山房在这种大背景下粉墨登场，既代表了中式园林的最高水平，同时又像极了一曲悲凉的挽歌，为一个时代刻上最华丽的墓志铭。

陈家祠，始建于1890年。

陈氏书院，俗称陈家祠，筹建于清光绪十六年，历经四年落成，为广东七十二县陈姓族人捐资合建的宗祠和书院。陈家祠是广东现存祠堂中最富有岭南特色的艺术建筑群，布局严整，装饰精巧，富丽堂皇，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陈家祠的交通十分方便，地铁“”陈家祠站“”出站便到，门票10元，也是一线大城市里难得的良心价。在鼓浪屿上，有另一座主打近代建筑的景点，海天堂构，占地面积远不如陈家祠，而且除了中西合璧的外观之外，里面也没有啥看头。与海天堂构华丽丽地门票价格一比，陈家祠几乎就是在搞慈善了。

来到陈家祠，除了看这里独具岭南特色的亭台院落外，剩下就是欣赏各种各样的精美雕刻了，木雕、砖雕、石雕、灰雕、铜铁雕等等，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象征吉祥如意、人丁兴旺、富贵绵长的图案形式，更包括各种神仙传说、历史典故和民间故事，可谓丰富多彩。如果给我足够的时间，细细咂摸，满满揣摩，恐怕仅仅只是端详这些雕刻，就可以消磨整整一天的时间。

走过很多地方，发现许多宗族的祠堂和学堂是建造在一起的，往往后殿摆着层层叠叠祖宗的排位，而侧殿就供着孔子，专门用作族内幼童启蒙的场所。遥想那时的学童在祖宗先人的注视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凡顽劣捣蛋者，先生就近就能请出家法，在这种严肃认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学习气氛中，怕是学不好都难吧？

西关大屋，末日残阳。

西关大屋，俗称古老大屋，是中国广州西关一带富有岭南特色的传统民居，大部分西关大屋兴建于清朝同治和光绪年间，主要分布在多宝路、宝华路、龙津路西、上下九路等地，多为名门望族、官宦巨贾出资修建。

其实西关一带的建筑并不是每一栋都叫作“大屋”，只有其中规模较大的宅院才能被称为“西关大屋”。

西关大屋们都具备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都是砖木结构，且采用的一律是青砖。第二，大门采用可横向推移的“木趟栊”，既门庭透亮，又防止贼人闯入。第三，取光采用图案色彩花样缤纷的“满洲窗”，即由传统的木框架镶嵌套色玻璃组成的窗子，中西合璧。

穿行在世俗气息浓厚的西关，此处的大屋绝大部分已湮灭在时间的蹉跎中，剩下的传统老宅大多房门紧闭，拒绝我等闲人的窥探。在某间老宅前驻足，透过窗户的缝隙望进室内，光线昏暗，家居古旧，墙壁斑驳，满满都是岁月的痕迹。

太古仓，兴建于1904年。

太古仓码头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这一带旧称白蚬壳，由英国太古洋行于1904年开始修建，供太古轮船公司使用，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来讲，太古仓绝对算得上是比较完善的仓储码头。

英国太古洋行是一家老牌洋行，创立于1816年，总部设在利物浦，跟随着日不落帝国的海上扩张，太古业务也遍布世界各地，尤以亚洲地区作为它的商业重心。直至今日，虽然太古仓码头早已不再运转，但是在亚洲的食品行业、航空行业、物流行业和地产行业，还能时常看到Taikoo的身影。
如今的太古仓码头早已改造成珠江边主打LOFT风格的餐饮、演艺、展销的休闲场所，每到晚上，便会吸引大量红男绿女前来汇聚，吹吹江风，喝喝小酒。

国立中山大学，创立于1924年。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是由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立的国立中山大学的校训。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简简单单十个字仍然没有过时，依旧拥有指引莘莘学子前进求索的力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北伐运动引起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轰然倒塌，而广州作为民主革命最重要的发源地，中山大学亦是中国打破封建枷锁后建设的最重要的一所大学。可以这么说，坐落于广州的中山大学，自打上个世纪建成以来，天生就带着草根和变革的气质，这是与京城里那些出身高贵的大学堂们截然不同的地方。

中山大学创立的次年，孙中山先生便患肝癌去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国父临终前对后人的谆谆教诲，又何尝不是他壮志未酬的心痛遗憾呢？

除却创始人国父孙中山外，中山大学还有一位陈寅恪先生也是我诚心尊敬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一生家学深厚，学贯中外，1949年后来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后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先生自然也就成了中山大学的教授。开始后，陈寅恪先生惨遭摧残，于1969年10月溘然长逝，仅仅一个多月之后，与陈先生相濡以沫一生的夫人唐筼也凄然离世。

经过“国立中山大学”的石牌坊，便是日夜流淌的滚滚珠江。江水浑浊，就像这近代中国的历史，沉重而阴霾。

黄埔军校旧址。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在广州黄埔区长洲岛上创立，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1930年迁往南京。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中山纪念堂，曲终人散。

中山纪念堂所在地原是孙中山就任时的总统府。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被炮火夷为平地。1928年，由李济深组织筹建纪念堂，经陈济棠等人在经费上鼎力支持，终于1931年10月落成。中山纪念堂由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总体布局采用中国传统的宫殿式风格与近代西洋平面设计手法结合，并成为广州城的地标之一。

在国内至少还有十几座城市建有中山纪念堂，可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广州作为孙中山先生主要生活和战斗的地方，这里的中山纪念堂才是名最正而言最顺的所在。

越秀公园，镇海楼下观五羊。

与白云山相比，越秀山所处的位置就更是城市中心中的VIP，实在不能再中心了，而越秀公园实际就是囊括整座越秀山的一座超级大公园，占地约七十万平方米。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出要把越秀山建成一座大公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这一构想才得到实现。

越秀公园内的镇海楼被誉为岭南第一胜景，因其楼高五层又被称为“五层楼”，该楼建于明朝洪武十三年，初名“望海楼”，后又改名为“镇海楼”，有雄镇海疆之意。

大名鼎鼎的五羊石像则屹立在公园内的木壳岗上，建于1959年，由尹积昌、陈本宗、孔丘传3位雕塑家创作。整座五羊石像用130块花岗石雕刻而成，高10余米，被视为羊城的绝对标志。相传周夷上八年，广州一带出现连年灾荒，田野荒芜，民不聊生。某天，南海上空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五位身穿五色彩衣的仙人骑着不同毛色的山羊，羊口衔着一茎六出的优良稻穗，降临楚庭，仙人把稻穗给了广州人，并祝愿此地永无饥荒。这就是“五羊衔谷，革于楚庭”的传说，也是羊城的来历。

长隆野生动物园，主题公园的典范。

自从长隆野生动物园开始运营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把国内所有同类型的动物园甩下了十万八千里。如果非要说中国还有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主题公园的话，那么非长隆莫属。

长隆酒店的房间设施虽然一般般，但是整个主题公园的气氛还是有的。尤其是白虎自助餐厅，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火烈鸟在窗外悠闲地徜徉，实在是一种绝对新奇的感受。

进入长隆野生动物园，就真正进入了动物的世界，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印象中的每一种动物。即使是我这个已经告别年轻的中年大叔，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欢天喜地到处去找那些小时候想看却没有机会看到的动物。来此一趟，也算是了却心中一点小小的遗憾，我也算是正经八百去过动物园的小朋友了。

废话少说，大家直接跟下面照片中的动物朋友SAY HELLO吧。

长隆国际大马戏，猴赛雷。

如果说长隆野生动物园只是具有国际水准的话，那么长隆国际大马戏就是当之无愧的国际一流了，完全值得专程来感受一下。只是务必记得，心脏不好的同志要谨慎前往，莫要吓坏了自己又累坏了旁人。

广州塔，Canton Tower.

广州塔，就是广州新电视塔，又被昵称为“小蛮腰”，如今在广州市内驾车穿行，从很多角度都能看见珠江畔那副纤纤小细腰。广州塔2005年动工，2009年9月28日建成，2010年9月30日正式对外开放，正好赶上那一年的国庆长假，而我被某损友胁迫着去凑了一趟热闹，结果当然被挤成了狗。两百多块钱的价格，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上去，当然我自己也上去了。

如果赶上一个好天气，登上广州塔450米高的顶层，几乎可以俯瞰整个广州城的风景，蜿蜒流淌的珠江穿城而过，新城和老城界限分明，几千年的历史就在脚下静静卧着，可惜今天的广州根本遇不上能见度高的晴朗天气。时代在发展，民族在复兴，从远古走来的广州城，却还在这里。